仅有“无期”还不够

　【缘木求鱼】

　　严刑峻法之外还要有别的有效手段。

　　木木

　　秦以严刑峻法治国，这是比较公认的观点。但在统一中国之后，秦的国运却很命苦，很快就亡掉了。虽然灭亡的原因众说纷纭，但在后人总结出的千百条经验教训里，“苛法”，倒一直是最有分量的一条。

　　秦之后的朝代里，明朝的刑罚也挺严苛，从朱元璋起头儿，只要抓住了贪赃枉法的（或者搞了其他什么事情，惹皇帝不高兴了），处罚往往都挺残酷。虽然明的国运不错，挺了二百多年，但覆灭之际的遭遇，还是挺让人唏嘘。崇祯皇帝打仗没钱，竟然低三下四地跟臣子、亲贵们讨要，居然还讨要不出。后人大约就要疑惑严刑峻法的有效性。

　　有这样的疑惑，其实一点儿也不奇怪。就人的本性而言，即使再厉害的皇帝、再厉害的处罚，也只能吓人于一时一事，时间一长、历练一多，人们大多都是见怪不怪。但比较吊诡的是，虽然前朝的历史反复证明“苛法”的无效性，但面对解决不了的难题、改变不了的人心，许多人许多时候还是会本能性地祭起严刑峻法的法宝。

　　这就有点儿问题了。

　　平心而论，严刑峻法还是很吓人的，违法犯罪被抓住，不但自己小命不保，还殃及整个家族，在正常思维下，可怕的后果面前，人们都应该理智地收手。但为什么吓得总是个体，而在整体趋势上却无效呢？这也不难理解。即违法犯罪之后，存在逃脱的概率。虽然逃脱概率有大有小、时大时小，但结合违法犯罪的利益收获，这个概率就有了很大的意义，只要犯罪获益足够大，即使逃脱概率格外小，也有试一试的必要：虽然被抓住了，肯定是个死，但万一没被抓住呢？那就可以世世代代享受荣华富贵了。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是用来吓人的一句话。但因了逃脱概率的长期、普遍存在，就难怪许多人会不把这句话当回事。这样可以理解，只要没“伸手就被抓”，“漏网”过之后的逍遥，总会令人忍不住地心驰神往。

　　前几天，全国人大代表、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王建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股票欺诈发行者的最高刑期，应该提至无期。相较于现有的“五年”处罚，“无期”，无疑算得上严刑峻法了。另外，施行这样的严刑峻法也算有根有据：股票IPO，募集资金动辄亿万，涉及的投资者也极为众多，在此过程中搞欺诈，在性质上与拦路抢劫无异。如果真能提至“无期”，也算实至名归。

　　但结合历史经验，没有有效的配套措施，单纯的一个“无期”，远不足以震慑那些心思格外活泛的宵小之辈的欺诈执念；尤其对于那些格外“执拗”且富“献身精神”的人，“无期我一个，造福全家人”的现实选择还是有很大可能性的。因此，在施行“无期”的同时，必须多方面入手，卡死其欺诈获益的可能性，再配之以逃脱概率归零，股票欺诈发行或许才能得到本质性的遏制。

　　其实，在去年的“两会”上，王建军代表就提出过这个议案，今年也算是二议。对股票欺诈发行者的最高刑期提高至无期徒刑，还是有很迫切的现实需要的，因为“科创板”即将面世，“注册制”马上施行，为这个新事物的健康、长远计，相应的保障措施，最好还是提前准备好，严刑峻法之外还要有别的有效手段。毕竟，“一颗老鼠屎，坏掉一锅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