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环境经济学者谈诺奖冷门：气候变化经济学为何能获奖

2018年10月8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其中一半奖金授予美国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以表彰诺德豪斯将气候变化与经济增长相结合。气候变化经济学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算冷门吗？气候变化经济学是什么？为什么本届诺奖颁发给威廉·诺德豪斯？带着这些问题，澎湃新闻（）记者专访了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志青教授。
李志青于2009至2010在耶鲁大学经济学院和环境学院做访问学者时接触过诺德豪斯教授。访问期间，他完整地学习了诺德豪斯教授开设的课程“能源与气候变化经济学”，回国后，李志青在复旦经济学院开设了相同名称的课程，其中大部分的授课框架取自于诺德豪斯教授，因此在课上会比较多地介绍诺德豪斯教授的学术论文。

作为环境经济学领域的学者，李志青介绍，诺贝尔经济学奖花落环境经济学算是冷门事件，“他的得奖可以说是即在预料之内，同时也在预料之外”。他解释道，主要原因是环境经济学研究更多侧重应用领域，在理论上没有太多的创新。
威廉·诺德豪斯是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重量级教授之一。他早年与Paul.Samulson（萨缪尔森）教授合著《经济学》而成名于世。他更有影响力的研究领域是资源环境经济学，包括能源经济系、环境经济学、气候变化经济学等方向。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他就开始从能源、环境角度研究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并带领耶鲁的一个团队通过20多年的努力开发出气候变化社会经济影响全面综合模型（DICE Model），这一模型的结论认为人类在面临气候变化影响时，应以渐进式的政策予以应对，与英国伦敦经济学院Stern教授（斯特恩）在《斯特恩报告》中的激进结论迥然相异，其核心思想已为美国政府所采纳，是美国各届政府出台应对气候变化各项政策的理论基石。
李志青比较系统地跟踪过诺德豪斯的研究成果。他评价称，诺德豪斯在气候变化经济学做了很多开创性的研究，对目前我们应对气候变化有非常重要的贡献。
诺德豪斯在气候变化应对领域的贡献
对于诺德豪斯在气候变化应对领域的贡献，李志青做出了分析。他提到，诺德豪斯是经济学界比较早关注到气候变化问题的学者。早在上世纪70年代诺德豪斯就发表过一篇论文关于气候变化经济学的论文。
另外，诺德豪斯从1980年代末开始构建了一个研究气候变化的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这个框架将能源、环境、资源、气候、气象以及经济学等跨界学科纳入到经济学的解释框架中，形成了一个后来他称之为DICE Model的可计算一般均衡分析的模型。
李志青认为，DICE Model已经成为世界上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比较主流且非常重要的理论框架，“这次诺奖应该是对他这个方面工作非常大的一种肯定。”
他的贡献是提供了一个经济学分析框架来解释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而不是说把气候变化问题上升到某种非常激进的地步。他的主张是比较缓和的。但尽管比较缓和，他还是认为应该积极行动起来。
具体行动方面，诺德豪斯提出的主要解决方案是利用市场经济的方式。“他比较强调用市场化，相对来讲反对政府的干预。”他提出的政策里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给碳排放进行定价。现在中国有碳排放的市场，国际上也有。“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市场的建设也与他本身的推动是密不可分的”，他强调经济和气候变化应对的某种耦合性，不是单纯强调经济更重要或者气候变化应对更重要，而是强调他们之间的平衡关系。
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什么颁给气候变化经济学
气候变化问题一直是这些年的热门议题，不同立场的争论较为激烈，有人甚至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气候变化议题在经济、政治、能源环境等各个领域开始发酵起来。李志青认为，现在尤其需要把这个问题放在经济学的框架之内去去看待。
在他看来，欧洲在这个当口，把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诺德豪斯是在某种程度上回应美国政府在特朗普当选之后在气候变化领域的某种倒退。据他个人观察，诺德豪斯教授在气候变化上的研究实则已经转化为美国上一届政府——奥巴马总统期间的国家政策，比如较为积极地应对气候变化，制定碳社会成本政策，利用碳价提高传统能源的使用成本等等，但这些政策在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基本上都遭到否定和取消。就此而言，属于欧洲阵营的诺奖颁给Nordhaus教授，可以视为欧美之间在气候变化应对问题上的某种分歧，以及欧洲对此分歧的“无声”抗议。
但李志青也分析，当然，仅从结论来看，诺德豪斯教授并非气候变化应对的最积极分子（相比于英国的Stern，诺德豪斯教授还属于保守分子），他的结论讲到应该循序渐进地应对气候变化，而不是投入所有资源去应对。诺德豪斯放入分析框架为我们提供了较为客观的视野，包括他主张用“碳税（排放权交易）”的方式来稳步推进应对气候变化进程，都属于环境经济学中的“市场学派”，也就是利用市场来提高应对的效率，而不是仅仅依靠“命令与控制”的政策规制。
师徒三代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诺德豪斯的老师是保罗·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鼎鼎有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主要代表人物。1970年，55岁的萨缪尔森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人。而诺德豪斯的学生保罗·罗宾·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也是有名的经济学家，自由经济学派的新生代，提出不可能三角形，也于2008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李志青给澎湃（）记者讲了一个小故事。前几年，他和一位美国经济学教授讨论诺德豪斯是否有望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当时“大家都觉得不太可能”，但这次诺德豪斯也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家，就“齐全了”，“他的老师，他自己，他学生，都拿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澎湃新闻（）还就环境经济学领域比较热门的碳交易市场和“公地悲剧”与李志青教授展开了交流：
对话环节：
澎湃新闻：在您看来，诺德豪斯在环境经济学的地位是什么样的？
李志青：应该算是集大成者，因为环境经济学领域中主要的一些方向上，他应该都做一些研究。但他最主要侧重于用一种一般均衡的模型来分析气候变化问题。
澎湃新闻：中国的碳交易市场建设的推进现状如何？除了碳交易以外，经济学还有什么政策工具能够帮助缓解气候变化问题？
李志青：中国碳市场发展的还可以。前面几年是做试点，去年年底开始启动全国的碳市场，实际上进展还是比较稳定的。主要挑战是节能减排和经济发展关系的平衡问题，如果碳市场做的太急，一定会影响企业经营；但如果太保守也会影响环境的绩效，所以这两者如何平衡依然是碳市场建设的关键问题之一。
除了碳交易之外，其他手段有碳税，就是现在讲的环境保护税，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手段。另外还有绿色金融的手段，也就是把碳市场和金融和资本市场结合起来，做出一些碳金融方面的创新，使得碳资产提高流动性，也就是可变现能力的提高，提高碳市场的价值。
澎湃新闻：是否有经济学工具可以让政策制定者或普通消费者避开环境问题里的“公地悲剧”，如果有，目前的研究方向是什么；如果没有，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是什么，有什么办法能够尽量缓解这个问题？
李志青：这个问题问得好。今年刚好是公地悲剧这篇文章发表五十周年，是1968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到目前为止，应该说，在某些领域采取了一些比较大的突破。当时这个公地悲剧提出来的原因有两点，一是消费和生产规模的问题，二个是产权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效率上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能够通过更好的组织方式，提高生产和消费的效率。
第二个问题是产权问题，涉及到制度性的安排，因为公地悲剧写作的背景是这个工地相对来讲产权界定不清晰。后来有大量的这个产业经济学家做这方面的研究，例如经济学家奥斯特罗姆提出如何做到产权的清晰界定。当然这个产权的界定不是说把产权一定要私有化，奥斯特罗姆提到有很多种公有的土地、公共的产权形式也能实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效果。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当初写公地悲剧的作者如果要想一个答案的话，应该可以从这两个方面考虑。一个是怎么通过一些制度安排提高我们的效率，另外怎么通过制度安排来确定产权边界的问题，应该说，现在全球在这方面还是有很大的进展。
所以想要缓解这个问题，我们国内也是朝这两方面去做。因为实际上目前来看，环境保护的很多法律手段的边际收益开始递减了。所以接下来我个人感觉应该更多侧重于环境经济的手段。环境经济手段的核心是利用市场制度提高资源环境的利用效率。
同时，从资源环境的产权界定来看，中国现在也在做。很多国家公园的制度，还有成立自然资源部，这些措施都是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明确国有土地上资源和环境的各种产权怎么界定。产权不是只有所有权，还有使用权、经营权、处置权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