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个奥运冠军上学配6名教授指导 运动员深造有碍社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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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霍森

日前，就曾经有新闻爆出奥运冠军孙杨将在上海体院攻读博士，没多久，上海体育学院官方证实了这一消息，指出孙杨确系被录取为该校2018级博士生。

就在前几日，孙杨与上海体院千余名新生一起参加了开学典礼，对已经是硕士的孙杨来说，大学课业并不陌生，但无论如何，在如今紧张备战2020年东京奥运会之际，如何平衡比赛训练与课业学习，将会是孙杨人生赛道里的又一次重大考验。

运动员进修引发热议 特招占用普招名额？

然而，此次孙杨的读博，亦将“运动员读大学”这一话题再度翻起，引得大家热议纷纷。

优秀运动员来说被保送上大学一直是人们争议的热点。在普遍印象中，大多数运动员都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而且平日里的时间大多用于体育训练，文化基础自然薄弱。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特招免试或者是降低条件入学，与普通人十年寒窗相比，似乎有违社会公平原则。

比如奥运冠军叶诗文，作为优秀运动员的身份被保送到清华大学，攻读法学专业。而更早之前，乒乓皇后邓亚萍，同样也是通过特招途径成为叶诗文的学姐。

一块金牌，就能直通国家最高学府，这个名校未免上得太容易了。

但实际上，根据教育部的相关规定，获得全国体育比赛前三名、亚洲体育比赛前六名、世界体育比赛前八名的运动员，可以免试进入大学学习。

而且对于学校本身而言，优秀运动员保送，并不会占用每年的预计考生名额，即是说，运动员的特招渠道独立于招考渠道之外，并不会影响到正常的录取。而即便如此，满足特招条件的运动员，每年也不过寥寥。

更何况，大部分优秀运动员选择的必然是相对出色的高等学府，即便能够通过特招进入，但最后的学历学位都要靠自己的实力去取得。即便在答辩上或许有放松之处，但学时、论文依然要靠运动员本身的努力。

就算是奥运冠军，背后要付出的艰辛，也并非就不如寒窗苦读的学生。

他们从小被送到体校训练，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一定成绩，为国家摘金夺银，争取荣誉，背后所付出的不仅仅是训练的汗水，甚至还有失落的泪水与伤痛的血水。优先录取，就是对他们这份付出的补偿，在合理的渠道下，提升自己，更好地服务社会、回报社会，这是推动整个社会进步的良性举措。

资源倾斜 是对其他学生的不公？

而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冠军运动员，对于高校而言，本身其实也是一种稀缺资源——并不仅仅是在名气上。

大多数竞技性和对抗性强的运动项目中，要成为最后的赢家，仅仅四肢发达是不够的，缺乏敏锐的思维和超人的智慧，很难走到最后。更何况，勤勉刻苦本身就是大多数运动员自带的优异品质，两相结合，对学业亦是有极高的促进作用。

故而，大多数运动员在退役后，即便是通过特招途径进入高校，最后依然会有不少“学霸”从中诞生。

例如曾经因为特招清华而被人诟病的邓亚萍，最后通过自身的努力，分别考取了诺丁汉大学的硕士研究生与剑桥大学的博士生，学历之硬，给了之前对她有所质疑的人一记响亮的耳光。

还有惠若琪，她在硕士毕业论文答辩之中的选题是《中国女子排球联赛发展现状分析》。作为一名排球国手，曾经的排球联赛运动员，通过系统的学习，将过去的参与和实践与理论相结合，最后反哺排球运动，谁又能说这不公平呢？

再说孙杨，上海体院在网上公布了此次的招考成绩，孙杨名列中上，其中并无任何徇私舞弊之处。而且对孙杨而言，此次的深造，不仅仅是个人未来生涯的重要规划，更是2019年游泳世锦赛与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重要备战举措之一。

据悉，孙杨所选择的运动人体科学专业，是上海体育学院的优势专业。其导师是上海体育学院运动科学学院院长刘宇，他是国内体育学科中首位获得教育部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称号的教授。

在如何培养一位奥运冠军博士生，刘宇有着自己的看法：“通过机制体制创新，我们在培养模式上将成立6人的教授指导委员会，不但有本校运动人体科学专家，从人体机能、训练负荷的监控、生物力学分析以及心理等全方位给予孙杨辅导，还会吸纳国内外顶尖的专家加入，为孙杨打造个性化、配合他训练和提升的指导方案。”

而谈到针对孙杨的具体教学计划时，上海体育学院院长陈佩杰告诉记者，“在博士生方面，我们还是导师负责制，所以孙杨必须修满规定的学分。至于怎么修满学分，形式可以多样化。一个是在休训期到学校里来，另一个是送教上门，再有就是通过网络远程授课。”在陈佩杰看来，越是优秀的运动员，对运动项目的理解越深刻，如果再具备科学知识的支撑，他们能够飞得更高、游得更远。

这个模式也并非上海体院的独创。日本游泳队这几年来成绩的飞速提高，正是源于东洋大学游泳研究生学院将这种学练一体的模式作为幕后推手产生的助推力。

从这个角度而言，优秀运动员与高等学府的结合，并非是简单是名实互换，反而更像是一种体育研究与合作，值得推广。

君子自强 起点高不代表成功

对于运动员而言，选择进入高校读书，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无奈之选。

对他们来说，人生的前半段更多是在训练和比赛中度过，要重新返回社会，依然需要一个缓冲和过度。不管是生活技能、学识，还有人际交往关系等等，都需要进行重新的塑造。而高校，正是这样一个理想的缓冲区。

在那之后，人气高且亲民、具备坚强的意志与一定领导能力的运动员，大多会选择进入政坛发展。在我国的体制之内，学历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道路的天花板所在。故而，退役运动员追求学历的行为，也并非不可理解。

而在以往的诸多奥运冠军之中，既有像袁伟民、蔡振华和熊倪这样依然留在体育圈子里做运动管理的，也不乏像周苏红、魏秋月和王楠这样成为共青团储备干部的，甚至还有孟关良和占旭刚这样直接在地方基层政府任职的。

这种运而优则仕的道路，并非是国内独有。利比里亚的总统维阿先生与格鲁吉亚副总理卡拉泽先生都是个中翘楚。当然也有选择从商的，虽然也不乏李宁与李小双这样的成功者，但显然，这条道路是更为凶险的选择。

而且也并非人人都能够取得成功。

举国体制下的体育行业里，哪怕国家提供了帮助，但最后能够走到何处，依然有赖于个人的努力与自我的素质。

而奥运冠军路边卖艺、澡堂搓背又或者成为流浪汉、甚至是贫苦无着的新闻，也不时见于新闻之中。

国家和地方虽然从不吝于对优秀运动员的金钱奖励，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对于别无一技之长的运动员而言，坐吃山空也并不出奇。毕竟奥运金牌不代表一辈子的饭票，说到底，还是在于国家对于运动员退役之后的转型渠道提供得太少……这些问题都只能留待运动项目产业化和职业化的进一步普及来解决。

对运动员来说，退役后的人生也只不过是来到了新的赛场而已。不管是运动员还是普通人，只有牢牢地抓住了每一分机遇，自强不息，才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好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