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治40年：历程、轨迹和经验

　　内容提要：自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40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伟大成就的40年，是中国法治发展波澜壮阔的40年。40年间，中国法治建设历经法制创建新时期、依法治国新阶段、全面依法治国新时代三个历史阶段，发生三次历史性飞跃。在40年发展历程中，中国法治留下了辉煌的历史轨迹，显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的鲜明特征和规律。40年的法治建设不仅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为实现法治现代化、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强国打下了坚实基础，而且积累了一系列宝贵经验，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理论。

关键词：法治；中国法治；法治历程；法治轨迹；法治经验

作者简介：张文显，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也是中国厉行法治40年。回顾40年法治历程、分析40年法治轨迹、总结40年法治经验并进行理论概括，对于保持法治定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实现法治强国的伟大目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中国法治40年的历程

　　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这次全会作出两项最为重要的决定：一是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是发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号召并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工作方针。从此，中国开始修改宪法和制定新的法律，法治建设步入恢复重建、持续发展、形成中国特色的光明大道。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经历了三大历史阶段，实现了三次历史性飞跃。

　　(一)法制创建新时期(1978—1997)

　　这一时期，我国的法制建设以恢复重建、全面修宪和大规模立法为引领，主要有以下重要历史节点和重大事件：

　　1.“一日七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虽然“文化大革命”从形式上已经结束，但中国仍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国家法律几乎是空白。因此，当务之急是制定一批法律，迅速恢复法律秩序和以法律秩序为支撑的社会秩序。正如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所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讨论通过，并且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1]146-147在党中央的领导下，1979年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一天之内通过了7部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被法学界称为中国法治史上著名的“一日七法”。以“一日七法”为先导，我国陆续制定了《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等一大批重要法律，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

　　2.“九·九指示”

　　有了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能否确保法律实施，能否发挥它们在恢复和重建法律秩序和社会秩序中应有的作用，在当时的情况下却是一个大大的问号。为此，中共中央于1979年9月9日发出了《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中发[1979]64号文件，下称《指示》)。该《指示》指出：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对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们能否严格执行，是衡量中国是否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标志。《指示》严肃地分析和批评了党内严重存在着的忽视社会主义法制的错误倾向，指出：“在我们党内，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长期没有重视，否定法律、轻视法律；以党代政、以言代法、有法不依，在很多同志身上已经成为习惯；认为法律可有可无，法律束手束脚，政策就是法律，有了政策可以不要法律等思想，在党员干部中相当流行”。“各级党委要坚决改变过去那种以党代政、以言代法、不按法律规定办事，包揽司法行政事务的习惯和作法。”《指示》要求各级党委要保证法律的切实实施，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作用，切实保证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使之不受其他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着手清除法律虚无主义，纠正以党代政、以言代法、有法不依等错误习惯的重要文献，意志坚定、观点鲜明、意义重大，堪称前所未有，其语义和意义即使在今天仍然是十分鲜明、有的放矢的。

　　3.世纪审判

　　在社会主义法制恢复重建初期，发生了中国现代历史上最重大的法律事件，即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大审判。这次审判历时近4个月，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国家和社会动乱的严重罪行进行了彻底清算。1980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里程碑》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文章指出：“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是我国民主和法制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里程碑，它充分体现了以法治国的精神，坚决维护了法律的权威，认真贯彻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各项原则。”这篇文章明确指出了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这一历史性审判中蕴含的现代法律原则：司法独立、司法民主、实事求是、人道主义和法律平等。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党中央机关报对现代法律原则的第一次重要概括，充分体现了现代法治精神。

　　4.全面修宪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历史中，就有过新民主主义的立宪实践。1931年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41年颁布实行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46年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国委员会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各级政权机构的建立提供了临时宪法依据，为新中国宪法的诞生作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就启动了制定宪法的程序，毛泽东主席高度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定工作，亲自担任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并亲自起草宪法文本。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以“根本法”“总章程”的定位，以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为支点，构建了中国历史新纪元的宪法框架，构筑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四梁八柱”。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从50年代后期开始，这部宪法的作用逐渐削弱，以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束之高阁、弃之不用。宪法权威的丧失导致了民主法制衰败。在“文化大革命”中制定的1975年《宪法》是在国家处于非常状态下制定的，是一部有严重错误和缺点的宪法。1978年《宪法》虽然恢复和坚持了“五四宪法”的一些好的规定，删除了“七五宪法”中一些错误的规定，但由于政治上、理论上很多是非问题尚未澄清，致使其保留了“七五宪法”的一些错误提法和规定。虽然1979年和1980年全国人大两次修改宪法，但是修修补补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七八宪法”的问题、缺点和错误。所以，1980年，中共中央决定全面修改“七八宪法”。经过29个月的艰苦努力，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全面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3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现行宪法及其修正案有力地坚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有力地保障了人民当家做主，有力地促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我国宪法确立的一系列制度、原则和规则，确定的一系列大政方针，具有显著优势、坚实基础、强大生命力。

　　5.全民普法

　　由于旧社会缺乏法治传统，加上50年代后期“要人治不要法治”的法律虚无主义盛行，特别是受“文化大革命”的“无法无天”观念的影响，我国民众普遍缺乏法律常识和法治观念，所以在法制恢复重建之初，党和政府就启动了全民法制宣传教育活动。1985年11月22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决议》。至今，我国已经先后制定了7个“五年普法规划”。我国的法制宣传教育既注重普及法律常识、掌握法律知识、树立法律意识，又强调增强法治观念、树立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既要求公民学法尊法守法用法，又要求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法治观念，自觉依法办事，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行使国家权力并自觉接受党的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直接监督，逐步学会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问题，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水平。中国的全民普法运动既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和影响深远的法治启蒙运动，是一场先进的思想观念和文明的生活方式的宣传教育运动。在法律宣传教育过程中，法律所包含的权利义务观念、自由平等观念、民主法治观念、公平正义观念、诚实信用观念等先进的思想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法律所追求的那种理性地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平等协商谈判、和平理性解决矛盾纠纷等文明的生活方式正在蔚然成风。

　　(二)依法治国新阶段(1997—2012)

　　在中国法治的历史上，1997年是一个难忘的国家记忆。1997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划时代地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开启了依法治国新阶段，使中国法制建设发生了质的变革。在这个阶段，主要有以下历史节点和重大事件：

　　1.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召开。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28。同时精辟地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将依法治国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首次深刻阐述依法治国的本质特征和重大意义。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12—17条)，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纳入宪法，使依法治国成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这标志着我国迈向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新阶段。此后，2002年，中共十六大进一步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上升到政治文明的范畴。2007年，中共十七大号召“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12年，中共十八大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的本质是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法律管理国家事务和公共事务，依法治权。依法治国的重心是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根据中共十五大的决策部署，1999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2004年，又发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提出了此后10年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指导思想和具体目标、基本原则和要求、主要任务和措施，提出了建设法治政府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实行依法治国，必然要推进司法改革。中共十五大首次提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根据十五大的决策部署，在党中央领导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维护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为目标，从人民最不满意的突出问题和关键环节入手，以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为重点，积极稳妥地进行了司法改革。2002年，中共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司法体制改革”命题，要求“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2007年，中共十七大进一步强调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2.确立依法执政基本方式

　　如同出台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一样，提出依法执政基本方式也是中国法治新阶段的标志性事件。形成“依法执政”理念，确立依法执政基本方式，是党的思想理论和执政理念的一次重大飞跃。它反映了党对国家和政权运行规律的深刻认识，对从专制到民主、从人治到法治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反映了党对现代政党制度、政党政治和执政党执政规律的深刻认识；反映了党对自己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国家政权而奋斗的党，到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这一历史地位的根本性转变的深刻认识，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意识的强化；反映了党对自己半个多世纪执政经验和教训的科学总结，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执政教训的科学分析，对美国、英国、法国等法治国家不大可能发生斯大林那样严重破坏法制的事件，而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曾发生大面积破坏法制的政治现象的深刻分析和反思；反映了党对自己如何担当起执政党的使命、如何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如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如何执政兴国等根本性问题的深刻认识和理性自觉；反映了党对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根本宗旨与实现这一根本宗旨的方式和途径的深刻认识；反映了党对依法执政与依法治国关系的深刻认识，即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前提和关键；反映了党对依法执政是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的政治基础与根本保证的深刻认识。

　　在正式提出依法执政基本方式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采取一系列举措实践着依法执政的理念。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1986年7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全党必须坚决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要求各级党委正确认识和处理与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关系，支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从中央到基层，所有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动都不能同国家的宪法、法律相抵触，都只有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的义务，而没有任何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通知》对于提高各级党委和全体党员的法治观念、依法规范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行为、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形成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政治基础和工作基础。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共十六大报告首次正式提出“依法执政”概念。2004年9月19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把加强依法执政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之一，并就依法执政的内涵作出了科学规定。2006年6月29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了以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为内容的集体学习会。在会上，胡锦涛同志强调指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基本方式。依法执政，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体制、法治的程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要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执政最根本的是依宪执政。要牢固树立法制的观念，各级党组织都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全体党员都要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要督促和支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做到依法行政，依法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切实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3]463。至此，依法执政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要求非常清晰地展现出来，标志着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的确立，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开启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与依法执政基本方式有机结合的治国理政的新境界。

　　3.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2011年3月10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庄严宣布：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包括1部宪法、236部法律、690多件行政法规、8500多件地方性法规，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均实现有法可依。我国用3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300多年的立法进程，堪称人类法治文明的奇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是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历史进程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世界现代法制史上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其意义重大而深远，其影响广泛而深刻。

　　(三)全面依法治国新时代(2012—)

　　以中共十八大为历史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法治也跨入新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创立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理论风格和实践特色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为坚持和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引。

　　1.明确定位“法治小康”

　　中共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即实现全面小康。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六中全会不断明晰和丰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和各项要求，其中就包括“法治小康”的目标和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法治领域就是要达到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更加完善，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明显提高，人权得到切实保障，产权得到有效保护，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这是对我国法治建设目标的首次精准定位。

　　2.提出法治新十六字方针

　　2012年，由习近平同志主持起草的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进程”。法学界称之为“法治新十六字方针”，以区别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十六字方针”。新十六字方针体现依法治国新布局，为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在新十六字方针中，科学立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前提，严格执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公正司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点，全民守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础。

　　3.建设法治中国

　　“建设法治中国”是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大之后发出的伟大号召。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推进法治中国建设。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向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发出“向着建设法治中国不断前进”“为建设法治中国而奋斗”的号召。“法治中国”概念是中国共产党在法治理论上的重大创新，也是对新时代中国法治建设的科学定位，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丰富的实践经验基础和强大的导向定位功能，构成我国新时代法治建设的时代主题。“法治中国”以其无可比拟的包容性、凝聚力、感召力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统领性概念。“建设法治中国”，其要义是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4.全面依法治国

　　中共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同志深入各地开展调研，探索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布局，在完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后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并把依法治国放在总体战略布局之中统筹安排。他强调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一个都不能缺。“没有全面依法治国，我们就治不好国、理不好政，我们的战略布局就会落空。”所以，“要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来把握，深刻认识全面依法治国同其他三个‘全面’的关系，努力做到‘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4]15。“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顶层设计，实现这个奋斗目标，落实这个顶层设计，需要从法治上提供可靠保障。”[5]67-68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我们要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引领和规范作用。”[6]4-5根据习近平同志的这一战略思想，2014年10月，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作出了战略部署。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后，“全面依法治国”作为“四个全面”之一成为标准概念，标志着我国法治建设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5.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201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上首次以法治为主题的中央全会，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史上、也是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第一部就法治建设的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和前瞻性问题作出全面部署的纲领性文献。该《决定》的最大亮点是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这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其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既是总目标，又是总抓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最具原创性和标志性的概念之一，明确提出“法治体系”概念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命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意义。全面依法治国，涉及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治监督、法治保障、法学教育、法学研究；涉及统筹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自治；涉及一体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法治经济、法治军队；涉及协调发展国家法治、地方法治、社会法治、行业法治，因而迫切需要一个符合法治规律、传承法治文明、思想含量丰富的统领性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就是这样一个统领性概念。习近平同志指出：“提出这个总目标，既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性质和方向，又突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工作重点和总抓手。”[5]80其重大意义在于：第一，向国内外鲜明宣示我们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第二，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抓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涉及很多方面，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有一个总揽全局、牵引各方的总抓手，这个总抓手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依法治国各项工作都要围绕这个总抓手来谋划、推进。第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贯穿《决定》全篇的一条主线，也是深化全面依法治国的“牛鼻子”，对深化全面依法治国具有纲举目张的作用。在全面依法治国和建设法治中国的进程中，要继续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主题、主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5]80。

　　6.开启全面依法治国新征程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中国共产党召开的最为重要的会议。如果说十八大之后我们已经进入新时代，那么，以十九大为起点，我们踏上了新时代的新征程。十九大明确了从现在到2020年、从2020年到2035年、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一个时段、两个阶段的法治建设目标，为依法治国和法治中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基本任务、实践路径。对于法治建设意义非常重大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就是十九大把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上升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1997年，党的十五大首次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十八大把法治明确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十九大进一步把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上升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从国家治理的局部性方略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性方略，凸显了法治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地位，提升了法治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的基础性、支撑性、引领性作用。